传说，有古代古岩寺的和尚是不用外出化斋的，因为寺内有３个孔，１个流油，１个流米，还有１个流泉水，有一次新来的小和尚值班，他见油、米流得很慢，就找来一个竹杆，用劲往孔内捅，希望把孔捅大一点，流得快一点。哪知道这是一级神洞，不管你有多少和尚，他每流出的油和米都刚好够吃，这一捅激怒了神洞－不流油米了。从此，古岩寺的和尚必须外出化斋，慢慢地寺院就衰退下去了。

　　解放后，古岩寺还有一个和尚，靠村民施舍烧香念经。倒塌的建筑还有不少。洞中有许多记事碑。原先小岩村只有六七户人家，５０年代建设新安江水库，拆迁户移民过来２０户，为了建房屋，村人就拆寺院的砖来给自己建房，到７０年代，村里学大塞有寺院地址建了一个养猪场，文革结束拆了。现在的岩寺，如里不说，没人知道这里曾经是香火旺盛的古刹，仔细寻找，还能发现一些残砖碎瓦和古瓷片。

　　雄村，古名洪村，元末曹姓家族迁入此地，取《曹全碑》中“枝分叶布，所在为雄”句，改名为雄村，距今已有８００多年历史。历史如此悠久，不足以自豪吗？

　　从清兵入关到溥仪退位，有清一代，历时２６０多年，而雄村曹氏家族，“四世一品”“父子尚书”，从曹文植到曹振镛，父子历仕三朝皇帝，把持朝政达75年之久，清王朝几乎三分之一的历史都受到曹氏家族的影响。这在中国官宦史是罕见的。况且，曹振镛还有“代君三月”的传奇般的经历。如今雄村依然矗立着的“四世一品”和“大中丞”两座功德牌坊，正见证了这一辉煌。如此显赫的家族，历史上能有几家？

　　竹山书院，作为曹氏家族的私家书院，培养了３０多个进士、５４个举人，还培养了五位五位一品大员。书院历经数百年风雨，保存依然完好。如今已被评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试问，如此人才辈出历史弘远的私家书院，历史上又能找出几家？而奠定京剧的徽戏进京第一班的“庆生班”，不正是出自雄村吗？

　　“中美合作所”在中国近代史，可谓声名赫赫。而其第一特种技术训练班便设立在雄村。这里曾经驻扎着被称作“稻田海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雄村训练班自１９４３年６月至１９４５年８月共开办８期，先后培训了８０００多人，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雄村的“中美合作所展览馆”里，保存着许多珍贵的历史回忆。和传统的展览馆不同，它们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讲述着那段峥嵘岁月，还原着中美合作所的真实面目。

　　雄村不仅有厚重的人文历史，它还有新安江上的第一座岛屿——小南海。小岛曾为佛国圣地，如今依然佛迹斑斑。岛上不仅树木葱茏，风光秀丽，还有清代杰出理财家王茂荫的墓地以及纪念王直的“徽王向海”景观。王茂荫是马克思《资本论》写到的６８０个人物中唯一的中国人；而王直则是曾在日本称王的一代海上枭雄，是中国海盗史上的传奇人物。

　　一个小小村落，却有着如此传奇般的历史，难道尚不足以称雄徽州五千古村落吗？当然可以！所谓“新安第一岛，徽州最雄村”，正是雄村最精确的概括！

　　查洪坑洪氏本姓宏．因辟唐明皇讳，易姓洪，始祖为江西豫章(今南昌)人。他们为避唐末黄巢起兵战乱，有文信、文行、演宗、保庆四公为首安身立命，于是携家带眷迁来万山丛中的徽州一处杳无人烟的山坳里扎棚而居，在他们眼里这是“乱世避难，治世隐居”的世外桃源，为着生产生活对外联系的方便，即以“洪源里”为村名(今之洪坑村)，民以食为天，填坑造田挖塘蓄水耕种粮食，维持生计，繁衍人口。随着孔孟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相邻程、朱理学秉其衣钵继续张扬，似及徽州人稠地少，力耕所出不足以供的困扰，读书取仕、亦儒亦贾、官商并蓄，便成了洪坑村一代代人谋求生活出路的必然选择。

　　自北宋景德二年(1005)至清代喜庆十四年(1849)的844年中，这里共举进士18人(其中状元。榜眼各1人)单人17人，建于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的，洪氏世科坊上捶有其名，和建于清代乾隆二年(1237)的进士洪本仁牌坊，以洪莹状元厅、洪远家庙等虽已苍老破旧，至今犹存，这是该村历史辉煌的佐证。

　　洪莹状元乞归不仕的原因

　　洪坑清代状元洪莹(1780-1840)，于嘉庆十四年考中进士。其论“国策”卷文，因陈言时弊中肯，深受嘉庆帝器重，特恩赐状元，委任翰林院编撰。不久，在朝廷群臣中却发生了一场轩然大波。御史花杰上书弹劾洪莹罪状，一曰其论“国策”卷文虽好，不属自身修，而是同乡徽州人、翰林院掌院学士戴蘅亨在担任阅卷官时，有弄虚作假任意包庇之嫌；二曰洪莹堂兄洪亮吉在位时，因上书批评朝政有欺君之罪，所以被谪伊犁，他们自有不可分割的亲情关系，自然不宜重用。嘉庆帝对此建言非常重视，经过周密调查核实，当即驳回花杰纯属节外生枝的谎言。指出：“朕自处洪亮吉之后，敢于进谏的人越来越少，对于治国安邦极为不利。现在应该肯定。朝臣向君主进言，理所当然，本份之责，言词过激应视逆耳忠言．不足以罪论处。”钦旨，洪亮吉应该无罪释放。至于洪莹与洪亮吉虽属堂房兄弟“事各有主，这何以株连哉!”洪莹论“国策”卷文，经过突查复默，仍然对答如流，“假设与猜疑何能成立伤人哉!”

　　不久,又有人又在上书弹勤洪莹论“国策”卷文，大谈吏治之道，其实污蔑君父，罪有应得。嘉庆帝阅后，拍案怒道：“朕为治国求言，言者何罪之有?再有无事生非者，当严惩也!’

　　自此，洪莹对于嘉庆帝的明智决断十分感激，官场险恶，令人伤心。由此不愿继续在朝为官，再三恳求皇帝思准解甲归田。

　　洪汉、洪远兄弟赤胆忠心为民

　　洪汉童年好读，又爱研究时事，为知府孙迂所器重。在明成化八年 (1472)中进士，铨授户都主事、户部侍郎，颇有政绩。弘治年间(1480-1505)洪汉奉命督查湖南、广东储备情况。通过调查，得知一些府县因灾害歉收，饥民云集街头，大有闹事之势。他上书朝廷奏免粮税数十万担，因而顺应了民心，遏制了事态恶化，故因功迁任云南参议。他在云南负责提督金矿和银矿时，一举裁汰了向朝庭太监进贡金银财宝的制度，直接上书皇帝，在严处贪官的同时，并令矿官将历年累积下来的金、银悉数入库，从而堵塞了矿官自留自用的漏洞。他的廉洁自守之风吹进朝廷，受到了大臣们的肯定，其做法亦被作为条例执行。众口一词：他是天子之官也。

　　洪远为洪汉从弟，少随兄学，有“同胞才子”之称，于明代十四年(1475)中进士后，铨授莆田县(今福建莆田市)知县，历任定县(今河南定县)，交河县(今河北交河县)知县、均获美好改声。

　　莆田多豪富，其中有人日夜都有乞官梦，官富一体当然威风。以往知县多有收礼卖官之事，洪远赴任抵制，这股歪风，他忠告隶属要员，自此遇到这些人来，当即击鼓斥之，终于有人碰“钉”回去。在浚县，每年灾荒，民不聊生。洪远深入调查，给予赈济。有位中官(太监)巡访回京。洪远来赠礼品相送，知情百姓为之忧心，紧随洪远身后，明为陪笑中官荣归，暗保知县横遭不幸。由于洪远执政廉洁，又处处为民着想．最终受到朝廷器重。

　　有一年，洪远出任浙江巡事，时值嘉兴、湖州饥荒，他又开仓赈济。因善利政，被升御中，奉命巡视云南，圣旨刚到云南，倡乱十八案的苗兵，得知洪远爱国抚民之声，纷纷向当地官府投降。有人建议借机把苗乱首犯斩掉。洪远听了慎重其事地说：苗兵听我到来，已向当地官府归附，这是对我任职的信用，如果动杀，一负朝廷，二负苗兵，天地不容呀!苗兵归顺了，当为朝廷可用官兵了。洪远因不战而胜的功劳，被升迁为大理寺卿，不久，又被晋升为工部尚书。

　　洪远位居高官权重后，屡屡迄休归里，这是他深知高官必险之理，但朝廷不允。不久，朱宸濠大将因内讧产生，出兵袭击留都(今南京市)、洪远协同兵部尚书乔宇凤带兵征讨，因为操劳过度，而暴死官场。朝廷闻声，诏祭葬。谥“恭靖”。《明史》评论，洪远为人宽厚，有大臣之风。

　　洪亮吉的特殊贡献

　　洪亮吉(1746-1809)少孤贫，苦学习，24岁投入安徽学政朱筠名下校文，34岁被荐入朝廷四库全书馆任校对。35岁中举人，36岁为陕西巡抚毕玩幕僚，校刊古书词章考据，乾隆五十五年(1790)时年43岁中进士(榜眼)，历任翰林院编修，顺天府乡试问考官，又入上书房授皇帝曾孙弈纯读。嘉庆三年(1798)大考翰章，试《征邪考疏》，亮吉力陈内井弊政数千言。嘉庆四年，高宗崩，仁宗亲政，大学士朱瑾书起用供给，参修《高宗实录》，第一次稿本成，心情不悦，将告归，上书军机大臣，痛陈时政和吏治之弊，提出改革主张。书达成亲王，上怒其语戆，落职下廷臣会鞫，被遣流伊犁。次年；京师旱，上祷雨末应，君命清狱囚，即传谕伊犁将军释亮吉回籍。自此亮吉闭门谢客，不涉世事，自号“更生居士”，赖以讲学与著书度过余生。

　　亮吉对史学、经学、音韵学、方志学颇有研究，尤擅地理之学，主要著作有《左传诘》、《洪江北全集》、《三国疆域志》、《东晋十六国疆域志》、《遣州水道考》、《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参修了淳化、长武、澄城、泾县、固始、登封县志和宁国府志等。此外，洪亮吉还有先尸步贡献社会反响较大的言论文章，这就是新中国诞生后，高中语文教材第五册 {治平篇)一课，其针对性为我国历史上最早专论人口问题的檄文，写于清代乾隆五十八年(1793)，它比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发表，超前五年，又比我国经济学家、北大校长马寅初在全国第一届人大会上提出我国人口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早160多年。

　　洪亮吉无愧于一位关心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前途命运颇有建树的大学者，他在清代乾、嘉盛世时，就以视野宽广的洞察力，深刻阐述着当时社会已经潜伏着经济危机二—土地，粮食、住房与家族人口快速增长失衡的矛盾。这种爱国忧民思想的披露实在令人敬佩。由于历史科技的局限牲，未能提出具体的人类节育办法面无奈。但是究其{治平篇)一文不是正在呼唤人们尽快研究可行性对策吗?再说它与马尔萨斯(人口论)以战争、瘟疫采锐减人口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所以其意义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应予肯定。

　　五代、北宋时南方各地受浙江越窑影响，有许多地方性瓷窑亦纷纷烧制越窑类青瓷，竦口窑就是其中之一。该窑产品色调纯正，釉质细腻滋润，光洁度好，有细如牛毛般的小开片。火温高，胎釉烧结良好。一般器物均内外满釉仅圈足内无釉，通常以盘、碗、盏等生活用具为主要器皿。象本器如此完美无缺且还带有蓝色窑变之立件现在恐怕是万分难觅了。

　　它于1985年歙县文物普查中被发现。目前已发现窑包10余处，面积600多平方来。省文物部门曾派人至现场勘察、试掘。发现该窑属古代龙窑系统，竖向修建在小山坡上，相对高程15米左右。

　　主要生产青瓷，产品以碗、盏、盘为主，亦有壶、盅等。胎色乌黑或深兰，釉色多系青灰，深浅不一，部分有细碎开片。早期有酱赭色釉。部分器物全身施釉，部分施釉不及底。碗、盏多采用正烧法，以大套小，有多达十个一叠者，用支钉分隔，支钉四至十三个不等。每叠用一匣钵。也有一器用一匣钵。碗有多种造型，大小不一，碗口径小的14厘米，大的19.5厘米；碗口有厚唇、五瓣葵花；碗内底有球面和太平底等多种形式。碟口径一般11-15厘米，高3.5-4厘米，平底折腹或双折腹。窑具除匣钵外，还有垫柱、墩子、窑砖等。该窑属龙窑，约存在于唐朝后期至北宋，以五代时为盛。后期产品壁薄釉匀，晶莹银亮，工艺精湛。学术界定名为“歙州窑”。窑址1985年3月发现，后经安徽省文物局、省考古研究所派员作现场勘察、鉴定。现为歙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传：竦口古代有百窑，皆由程姓开办，后因扬之水流域发“人瘟”，始遭败落。有人在窑址中发现一碗底内刻划有“程和”二宇。根据古代“窑主即技工”的生产组织情况，可证实这种说法，也为探寻该窑的历史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线索。“竦口瓷窑址”对研究皖南地区古代陶瓷生产史和唐宋时期微州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是一处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竦口历史上曾经是圵(音荡)野县旧址，县政府在程家祠堂，杨之河与双竦河在竦口交汇，码头直接通过徽州府渔梁，在渔梁中转下杭州、扬州。这里植被茂密、森林覆盖率高，风光旖旎，老树、绿竹相映生辉，是生态旅游的好去处。可惜程家祠堂在90年代学校危房改造夷为平地。

　　这是一个仅有十几二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却看得出来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村子。

　　没有完全普照村庄。

　　村子背后的山坳中郁郁葱葱，一片古木峥嵘。看得出来，那便是保护完好的胡村水口。上十棵颇有一些历史的古树，散落其中。一棵古树上钉着“黟县重点保护古树名木”字样的牌子，蓝底白字，不及半张报纸大小。一棵红豆杉木，足要两人合抱不可。胡永绥与我攀到林中，互相依着古树，拍了一些照片。胡兄在毗邻村人，对这一带相当熟悉。他告诉我们，刚刚经过的山道，从源头坞绵延到村口很像龙型，就叫来龙山，也叫后山，村落依山而建。与后山相对是前山，高且陡，灌木葱荣，一棵直径约一米的参天杉树笔直挺立山腰，仿佛是镇村之宝，遗憾的是，这大树已近枯死多年，但仍然倔强地挺立着，宛如山魂。村中有谚语：“前山高，后山低，生个囡一支灯，生个儿子哭咽咽。”

　　水口两边的山垄已开辟成菜园地，用三叉架和桁竿（一种用整根竹竿子做成的，用以凉晒衣服等用的家具），架在太阳地下晒着南瓜片（黟县方言称“北瓜边”）。一块块，一片片，都是削了皮的老南瓜对圆剖开，一点不变形，红彤彤、圆滚滚的，一桁竿一桁竿，足足有四桁竿，缝隙中漏出的太阳光，格外火红和迷眼：一副地道的乡村民俗风情图。

　　林中有小溪，溪上有石板小桥。遗憾的是溪水涓涓，几乎要断流，也许的季节的缘故。

　　村子上首有一祠堂，贴门牌坊，很是有些气魄。但走进去却破烂不堪。瓦楞不全，墙壁也有倒塌的痕迹。里面杂乱堆放着一些柴火，和几口棺材。一打听，有个上年纪的老妪告诉我们说，祠堂是汪氏宗祠，村子下面还有一个祠堂叫徐家祠堂，村子主要就这两个大姓。每个姓氏大概十余户人家。

　　现在的村口，落在村子的下方，看过去正对霭峰尖。村口有一小山，远看似一条巨蛇匍匐在那，头微抬，颈部下凹，身子光滑，一问地名就叫“蛇形”。“蛇头”上也有一棵大树，直径一米多，颇有一些沧桑年月。一条板车路蜿蜒而出，能够通小汽车。依傍着道路的是小溪。很深，差不多有一人深，两岸垒砌着整齐的石磅，据说是当年村民出义务工修筑的，有好几里路程，对一个劳力不足的小山村来说，工程应该说是相当宏伟，而且精致。

　　第一次经过胡村，是三年前随登山对攀登过霭峰返回县城途中，无意中发现我们学校同事汪洪潮老师正在老家。恰巧就住在汪氏祠堂的隔壁。于是我拜托他查询了祠堂的典故，知道这祠堂叫鑚（钻）绪堂，建造于清朝中期。祠堂共三进，两个大天井，四周围满青石栏杆，大门内迎门基座，两侧有偏门，二十四根白果树梁柱撑起房架，当年祠堂梁柱底下是雕工精美的青石柱墩，梁柱之间木板镶嵌，房顶呈圆弧形,房架由梁、檩、椽组构,内画图案，外盖黛瓦，非常壮观。按照我们徽州的风俗，每逢节日，全村人丁都要集中到祠堂祭祀祖先。每年从腊月二十四开始在祠堂内开展庆典活动，迎接汪氏祖先汪公老爷。同时“发灯”，将所有的灯点亮，从傍晚到黎明。汪洪潮告诉我，至今仍有人在年三十晚延续，寓意一年兴旺发达。村中老幼也借此机会盘头打理，准备迎接新年。每逢村里有人娶媳妇、嫁女等均要在祠堂内举行仪式。迎亲花轿一到，必先到祠堂中下轿，面朝里，踏上青袋，寓意一代胜过一代。拜过祖宗，见过族长，方可入门；嫁女则面朝外辞别族长和亲人。那盛况让他至今仍回味无穷。建国后，与其他村子的情况一样，祠堂作为村里仓库和村委会办公场所，两名保管员住祠堂前一进的偏房。队长每天在祠堂里派工，村民则每晚掌灯时分去计工、查工。祠堂前的一大块空地则是晒稻谷的好场所，当时可以摆放二三十床垫練（按：一种用毛竹编成，供晒稻谷的农具。约3米宽，5米长），现在已被村民蚕食殆尽了。每逢有文艺演出或放电影等，则在祠堂内临时搭个台或挂块布，这时小孩子们是最开心的。包产到户后，集体活动少了，祠堂的作用也锐减，除了堆放寿材和农用生产工具外，就是村中有人过世时入殓仪式在此举行，渐渐的越发阴森恐怖，也越发无人管理，最终变成了我们所见的摇摇欲坠的断壁残骸。

　　后来登山队活动时，又有两次经过胡村，我愈发对这个坐落在长演岭东麓的这小山村着迷，也陆续知道，胡村原称瑚川，也曾叫胡冲。村子当中现在已经几乎没有胡姓人家，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猜想，也可能很早是姓胡的来到这儿，才有了村子，后来胡姓搬迁，或是断种（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村子名称却留了下来。可为什么又称“瑚村”却始终不知一二。

　　胡村还有个别名叫“打铁坞”，也许这名字如今已没有几个人熟悉。上世纪八十年代编撰《黟县志》的时候，我也是编辑之一。有一次在召开《东源乡志》（那时东源乡还没有改称西递镇）编撰会议的时候，我应邀参加。期间听汪鹤年讲过一个《“打铁坞”的由来》的传说：

　　清朝光绪年间，胡村出了三家打铁名匠，分别是汪德胜，即汪鹤年的爷爷、汪寿前、汪松林，他们年轻时就已炼就一手好手艺，凭他们那双巧手和锐利的眼睛，能将一块废弃的零铁打就成各种各样的，形神毕肖的铁花图画，至于一般的农具家具更不在话下。以至于休宁兰田、祁门金字牌一带都很有名气，经常有外地人找到胡村求汪师傅帮助打造铁画或器具，胡村因此出名，被誉为打铁坞。曾有谚语说：“马杠村、西递坞，艾山街，田培霭山大铁链，好比瑚村金銮殿。”遗憾的是汪德胜他们当年的作品如今已经遗失怠净，不然也许宛如芜湖铁画的价值一样被人们广泛珍藏，

　　不难看出，小小胡村，历史上确实出过不凡的人才。

　　明清时期，长演岭曾是府县间的主要干道之一，只不过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长演岭脚下的胡村也仿佛被人忘却，如同一个村姑生活在静静的大山深处，养精蓄锐，等待出阁。

　　这次路过胡村，正巧祠堂前的平地上，一个村妇在劈柴火，众人兴致勃勃上前帮忙。一些上年纪的，也许因为当年上山下乡劳动锻炼过，还有些基本功，干起活来还真有些象模象样。只是随行的一些后生，出口大言不惭，可实际上则差几分功夫。不是刀刀砍不到一块，就是手掌被弹得直喊痛。你来试几刀，他来砍几下，因为人多，不到半个小时，一堆柴火就给劈得没有几根。大家一边劳动一边聊天，才知道村妇已经七十出头，可看上去还不到六十。儿子媳妇都出去打工了，用她的话来说，自己不动手怎行。我们不得不佩服，山村养人，劳动养人的事实了。

　　顺着村口的山坳出去五六里地，便到了霭峰村，村依山峰得名。曾经是一个生产大队，现在改称行政村。翻山越岭至西递镇，这个当时的公社所在地还有十多里路程。只是在2007年春夏，已经全部铺上了水泥路面，可以通汽车了。

　　*小平指示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

　　一九七九年七月，邓小平带着家人离开北京，开始了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次南巡。这一年他七十五岁。邓小平此行的目的地是黄山，负责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向万里等同志说：“邓副主席此次是利用休假时间和家人一起到黄山旅游的，对外不宣传，不封山，不断游，更不能影响群众游览黄山。邓副主席说了，要与群众同走一条路，同看一处景。”因此，有关单位取消了原定的记者随行采访计划。

　　迎着清晨的凉风，邓小平与随行人员乘车来到慈光阁。黄山管理处职工和闻讯赶来的中外游客迎候在这里，自动列队欢迎。邓小平下车后频频向群众招手，他说：“谢谢同志们的鼓励，这个山，我一定要上！”

　　邓小平身着白衬衫，脚穿圆口黑布鞋，手拄拐杖，开始从慈光阁徒步登山。峰回路转，山势很快变得陡峭起来。黄山管理处的同志请邓小平坐上事先准备的一顶轿子上山，可他执意不坐，继续步行。

　　磴道上，邓小平一口气登上三十来个陡峭台阶，竟把随行亲属甩在了后面。他不时回过头去嘱咐年轻人要当心。陪同人员担心他走得太快，体力不支，对他说：上山时要走慢一点。邓小平乐呵呵地说：“这个事，你们不要教我，我比你们有经验。长征时候，不少人都跑垮了，我还是越走越有劲。”接着，他向大家传授了两条登山的经验：一是把裤脚卷到膝盖上面；二是走起来步子不要太快。大家按照他的方法一试，果然轻快多了。

　　十三日上午九时许，小平向光明顶攀去。盛夏时节，正是旅游高峰期。保卫人员出于安全考虑，还是想悄悄控制一下上山游客的人数，结果被邓小平发觉了。他严肃地说：要让群众上山，不要搞得戒备森严。一路上遇到身后有年轻人或挑担的老乡，邓小平就连忙让路，招呼随行人员说：“让，让，请他们先走。”然而许多游客、挑担者往往赶到他身边就不走了，同他亲切交谈起来。

　　这一天，小平在警卫人员的保护下走过鳌鱼峰，一鼓作气地攀登上海拔一千八百四十米的光明顶。当他得知这儿有一个气象站，就去慰问长年坚持在高山上工作的气象站职工。职工们无比高兴，齐声问候：“小平同志辛苦啦！”小平风趣地说：“爬山就要吃苦嘛！”

　　正在黄山拍摄《白发魔女》外景的香港长城电影公司外景队的演职员，在始信峰遇到邓小平，邓小平愉快地与大家合影留念。演职员们激动地将这一喜讯电告香港长城电影公司。

　　十八年后，香港知名演员方平、鲍起静还对这次巧遇记忆犹新，他们回忆道：

　　只见小平在众人簇拥下走上山来……他和我讲了两句话我印象难忘，他说：“我认识你们，看过你们的戏，我们大家一起拍张照好不好？”我们当然好兴奋。晚上鲍起静和张鑫炎还陪邓老看我们带去的电影录影带。

　　在游黄山天都峰时，大学生们看见了邓小平，纷纷掏出学生证或小本本让他签名留念。人越聚越多，警卫正在犯愁时，小平提出和同学们合影留念，一定给每人寄一张去。大学生们非常高兴，合影之后，立即解了围。

　　七月十五日下午三时，邓小平在观瀑楼会客厅召开座谈会，听取安徽省委常委和徽州地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并就开发黄山旅游资源、发展黄山旅游业和徽州山区经济等问题做了重要指示。

　　邓小平十分喜悦地说：“你们这里物产很丰富，祁红世界有名。你们这个地方将是全国最富的地方，黄山就是你们发财的地方，对黄山要好好整顿，主要是服务质量……这里发展旅游是好地方，省里要有个规划。外国人到中国旅游，一般的一星期要花一千美元，少了他还不满意。你们要很好地创造条件，要搞好道路、交通、住宿、设备。上山道路要很好地整修，将来要能开快车，外国人和游客上去可以租车嘛。”

　　邓小平强调说：“服务态度、清洁卫生很重要。温泉洗澡，钱可以适当收得多些。你们搞旅游的人，要有点外语知识。”

　　邓小平呷了一口茶，接着说：“旅社建筑要搞得古色古香一点，像这样的房子（指观瀑楼宾馆—笔者），一家住一天可以收五百美元，起码二百多美元。他们来就是要花钱，每个宾馆要搞小卖部。祁红、绿茶……搞些小包装，一两、二两的，包装一定要搞漂亮，卖它几个美元。他不是喝茶，是当纪念品。安徽的纸、墨、笔、砚，也要搞好包装，卖美金。小卖部卖茶、纸、笔、墨、砚，可以比照国际价格，大有买卖可做哩……”

　　邓小平还说：“黄山搞些好的风景照片，一套黄山风景明信片，卖它几个美元。要搞彩色的风景照片、画册，他们买回去当纪念。”

　　明嘉靖《徽州府志》记载，宋代休宁水南及虞芮、和睦、良乡一带出产“进札”、“殿札”、“玉版”、“观音”、“京帘”、“堂札”等名号的优质纸。

　　这足说明说明徽纸业在唐、宋时期很繁荣。此后，元代的徽纸有“团花笺”、“碧云笺”、“春树笺”、“龙凤笺”。明代的徽纸有“宣德贡纸”、“五色粉笺”、“金花五色笺”、“五色大帘笺”、“磁青纸”、“罗纹笺”、“月白笺”、“花格之白鹿笺”、“蜡砑五色笺”以及由宋代匹纸派生的丈二匹、丈六匹等。

　　清代的徽纸有“仿澄心堂”、“棉料”、“净皮”、“皮料”、“单宣”、“云母纸”、“楮棰纸”、“蝉翼纸”、“夹贡纸”、“虎皮纸”、“泥金纸”、“珊瑚纸”等。唐、宋、元、明诸朝，徽州均需向朝廷纳贡纸张。徽纸不但受到皇宫和士大夫阶层的宝重，而且行销全国各地，深受欢迎。

    绩溪地处黄山和清凉峰之间，山青水秀，“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历史上素有“百里花园”之誉。

    据记载，绩溪古名华阳镇，属歙县。唐永泰二年(766年)，始置绩溪县。唐《元和郡县志》记载:“此县北有乳溪，与徽溪相去一里，并流离而复合，有如绩焉，因此得名。”民间相传，登源河与扬之河至凤凰山下(今临溪)北合出境乃歙县练江，势如绩麻，故得名。

    绩溪地踞徽(州)宣(州)之脊，东依天目，西枕黄山。境内有徽岭(又称岭)逶迤城西，宋王安石曾有“夜过徽岭月明中”的诗句。

    据史料记载，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徽州之名就是得名于绩溪境内的徽岭和徽溪。

绩溪胡姓

    绩溪县是一个由移民后裔组成的社会。汉代以前没有居民姓氏可考，东晋以后，随着中原士民的南迁，才开始有姓氏的记载。

    在南迁绩溪的移民中，胡姓是一个大姓。据清乾隆《江南通志》记载:“大江之东，以郡名者十，而士之慕学，新安(徽州)为最。新安之属，以县名者六(古徽州辖歙县、绩溪、休宁、祁门、黟县、婺源六县)，邑小士多，绩溪为最。”

    绩溪的名人多，而绩溪的胡姓更是名人辈出。清咸丰以前，绩溪境内定居有五十八个姓氏。据一九八七年编写的《绩溪县志》记载，为存史资治、教化之目的，县志选载入志立传的一百三十八人中就有四十八个胡姓人物，占了全县立传人物的三分之一以上。

    胡姓立传名人中，有宋代监察御史胡舜陟，金人南侵时力主抗金，上疏弹劾秦桧十大罪状被罢职，后又上疏为岳飞辩诬，为秦桧所害，死于冤狱;有编著《苕溪渔隐丛话》百卷诗论、后被清代《四库全书》收录的学者胡仔;有明代太子少保、户部尚书胡富;明代名臣、工部尚书胡松;明代兵部尚书胡宗宪;还有“绩溪经解三胡”的清代专攻礼学的祖孙三代学者胡匡衷、胡秉虔、胡培;徽墨名家胡开文墨业的创始人胡天注;晚清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清末民初著名的雕刻艺人胡国宾;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今国家主席胡锦涛等。他们都是绩溪胡姓的后裔，但是同姓而不同宗，各有始祖，各有宗祠。

    东晋大兴元年(318年)，散骑常侍兼中领军胡焱，随晋元帝南下，镇守歙州(徽州)，游观绩溪华阳镇龙川(今大坑口)，见此处山水清丽，从山东青州濮阳举家迁到龙川之口荆林里聚族而居。至今已有一千六百余年，世称“龙川胡”。

    唐大中五年(851年)，散骑常侍胡宓持节歙州，从濮阳迁家乌聊山，死后葬在绩溪城西。宓子治，居家华阳镇，繁衍至今已有一千余年历史，因其后裔宋代名臣胡舜陟曾受封为“金光紫禄大夫”，世称“金紫胡”。

    北宋开宝八年(975年)，胡延政任绩溪县令，赐居绩溪胡里(今临溪湖里，宋时称通镇)。其子孙世代繁衍，又自湖里分迁岭北的宅坦、杨林和上庄等地。延政之父胡昌翼，系唐昭宗李晔幼子，天甲子(904年)为何皇后所生。当时朱温篡唐，皇室遭难。婺源考川胡三受昭宗之托，将昌翼庇匿以归，隐居考川抚养。为避危险，昌翼改姓胡。后唐同光三年(925年)，胡昌翼登明经进士，不仕而归，造明经堂讲学，世称“明经胡”，俗称“李改胡”。

    宋朝南渡时，湖州乌程的胡清迁居临溪高车。元末，其后裔又迁县治遵义坊，世称“遵义胡”。因明正德年间其后裔胡松曾任工部尚书，又称“尚书胡”。

    迁居绩溪的胡姓依然聚族而居。在绩溪境内，胡姓分布相对集中于七十多处村镇，其中大坑口、株树下是“龙川胡”聚居村;上庄、宅坦、湖里、上胡家是“明经胡”聚居村;而“金紫胡”和“遵义胡”则主要居于城内及岭以南的乡村。其中最有名的村镇有“龙川胡”的大坑口村和“明经胡”的上庄镇。

    大坑口村始建于东晋咸康三年，现有“胡氏宗祠”和奕世尚书牌坊等古迹。胡氏宗祠始建于宋代，明代嘉靖年间重建，距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门楣上原有一匾，上写“龙川胡氏宗祠”六个大字，系“明四大家”之一的文徵明手书。宗祠的主体建筑有明代特征，室内装饰则显示清代风格，石雕、木雕玲珑剔透，图案有龙戏珠、狮滚球、历史戏文和四时花卉等，一九八八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宗祠的斜对面是奕世尚书牌坊，胡富和胡宗宪正好相隔一个甲子，所以称奕世。该坊始建于一五六二年，为四柱三门五楼结构，具有典型的徽派风格。

    上庄镇位于县境西部，距黄山天都峰的直线距离仅二十多公里，清代民居甚多，以前村人在沪经商务工者众多，有“小上海”之称，镇内有胡适故居和胡开文纪念馆。胡适故居陈列有胡适各个时期的照片、手稿和墨迹，以及胡适和其父胡铁花的遗物，还有国内外著名人士题赠的字画、诗词等。胡开文纪念馆原为胡开文墨业创始人胡天注的故居，馆内陈列有关于胡开文墨业的藏品、资料和实物。

    前面提及到的胡姓名人中，按“四大胡姓”划分，祖籍“龙川胡”的有胡富、胡宗宪、胡锦涛;祖籍“金紫胡”的有胡舜陟、胡仔、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祖籍“明经胡”的有胡天注、胡雪岩、胡国宾、胡适;祖籍“遵义胡”的有胡松。胡锦涛是绩溪大坑口人，徽商的后代。早在100多年前，他的太祖父胡允源就离开绩溪，在江苏泰州开了一个小店，到曾祖父胡树铭时已小有规模，又在上海、浙江等地开设了七个分店，并从事茶叶出口生意。胡锦涛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出生于上海，在泰州上小学、中学。

绩溪民风

    绩溪县“邑小士多，名儒辈出，显臣如林”;绩溪人终身碌碌，勤谨奋击，自誉“绩溪牛”。首先从其县境的轮廓来看，绩溪好象一头卧牛。宋代邑人布衣赖文俊诗云:“绩溪形势若牛眠，荆州九华为头角，岭作背分南北，大会金山是尾踔。”据《歙县风俗礼教考》云:“绩俗极俭，而安守本分，为诸邑所不及。语云:‘唯绩溪人真老实’。”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在和陈独秀的交往中，陈独秀就直呼胡适为“绩溪牛”。

    绩溪人十分重视教育，敬重人才，素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风尚，这也是绩溪“邑小士多”的历史文化渊源。早在北宋景德四年(1007年)，绩溪人胡忠就在上庄镇(胡适故里)的宅坦首建了安徽省最早的书院——桂枝书院。据旧县志和族谱记载，该村在清代著书立说者就有二十多人，著作达四十多种，六十多部，被誉为岭南北“举人村”。

    徽州为朱熹的桑梓之地，以“新安理学”名于世，理学和经学均盛。而绩溪的“金紫胡”则以精“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而成为经学的一个流派，世称“三胡礼学”。

    在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绩溪人胡适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倡导者。当时，全国新文学作家一百四十二人，而绩溪就有四人，他们是胡适、汪静之、胡思永和章依萍。据胡适考证后记载:“自宋胡舜陟、胡仔父子好学成风，‘礼学三胡’自清乾嘉至道光百年间，胡廷玑一脉六代，名列儒林者十四人，著作七十六种，数百卷。”

    在宋代元丰年间，苏轼因诗得罪被谪往海南，其弟苏辙受牵连贬任绩溪县令。苏辙在绩只有八个月左右，留下的诗有36首。在他的倡导下，绩溪文风蔚起，书院大兴，社学和私塾也纷纷建立。后来苏轼自海南归，过绩溪探望其弟，苏辙率众迎于城西潭石头渡口，后易名“来苏渡”。苏辙离任后，邑人筑桥纪念“二苏”，起名“来苏桥”。苏辙在绩溪任职期间，重农桑，轻赋役，兴水利，办学堂，政绩卓著。他为政清廉，生活简朴，爱民恤众。在他留绩的诗中有“行年五十治丘民，初学催科愧庙神”、“笑杀华阳穷县令，床头酒尽只颦眉”等诗句。

绩溪物产

    绩溪县有历史悠久的徽墨，从事墨业最著名的墨庄是汪近圣创设的“鉴古斋”和胡天注创设的“胡开文”。而胡开文后来则几乎成了徽墨的代称，出现了徽墨即胡开文、胡开文即徽墨的现象，因此有“天下徽墨在绩溪”之誉。

    我国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也形成于绩溪。民国时期，绩溪人开设的徽菜馆遍及海内外，仅在上海一地就有鸿运楼、大中华、大富贵、大新楼、大嘉福等120多家菜馆。绩溪素有“徽厨之乡”的称号，当年胡适曾以绩溪岭北“一品锅”宴请杜威，赢得举座赞誉。

    绩溪城东的龙须山，盛产龙须草，以此草生产的“龙须纸”，备受南唐后主李煜的珍爱，储之于“澄心堂”，并赐名“澄心堂纸”。

    绩溪“桑树蔽野，户皆习蚕”，“丝织业繁盛”，乃著名的蚕桑之乡，是江南丝绸的主要产地之一。

    绩溪的村落选址及整个环境富有文化气息和园林情趣。在民居的外部造型上，层层跌落的马头墙高出屋脊，黑白分明，青瓦飞翘，增加了空间的层次感和韵律美。在那“无绩不成街”的年代，那些雄振天下的绩溪徽商，年老退居故乡，“筑馆舍广招宾客，建祠宇敬宗睦族，立牌坊续世显荣”，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古建筑和珍贵文物，其数量之多，工艺之精，实为国内罕见。其中以龙川“胡氏宗祠”和上庄“胡适故居”可为代表。

徽州之失

    从上庄镇附近胡家村发现的穿孔石斧、带铤石镞、细长石锥、圆润石凿、有段石锛、半月石刀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绩溪就有了人类的活动。

    在行政区划上，绩溪在西周以前，属扬州;春秋时，属吴;越灭吴后，属越;秦朝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后，属会稽郡的歙县;此后均属歙县华阳镇。唐永泰二年(766年)，析歙县华阳镇，置绩溪县，属歙州;宋宣和三年(1121年)后，绩溪属徽州。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绩溪直属安徽省;民国三年(1914年)，划属芜湖道。一九四九年后，绩溪先后属徽州专区、芜湖专区(整个徽州专区都属芜湖专区)、徽州地区。一九八七年徽州地区撤消，成立黄山市，徽州从此消失。安徽省是得名于原安庆府和徽州府的首字“安”和“徽”，现在徽州都没有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安徽也就不能称其为“安徽”。

    绩溪和歙县(原徽州府治)原本就是一个县，徽州之名还是得名于绩溪境内的徽岭和徽溪。南宋的罗愿在《新安志》中说:“徽岭在(绩溪)县西北十里。”明弘治年间的《徽州府志》载:“徽岭山，徽一作，在(绩溪)县西北十里。”又说:“徽溪出徽山，南流十余里入绩溪……合扬之水入歙县界。”民国期间的《歙县志》更是明白地指出:“徽州以绩溪有徽岭徽溪而得名。”

    古徽州在中华大地的东南一隅，论交通并不方便，论田地并不肥沃，但在明清时期却特别富裕，特别地出人才，并形成了人们所说的“徽州文化”现象。绩溪和歙县是徽州文化的发祥地，徽州的徽商、徽菜、徽雕、徽墨、徽派建筑等都是以这二县为代表。一九八七年绩溪和歙县被分别划归宣城和黄山两个市，绩溪脱离徽州文化的主体，徽州文化失掉绩溪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绩溪虽然在行政上已不属于徽州，但它却无法从徽州文化中脱离，徽州文化离开了绩溪也不可能是完整的，无论是从那个方面来看，绩溪和徽州合则双美，离则双伤。就象一件艺术品，若除掉其中的某一部分，岂不变得支离破碎，不完整了吗?因此，笔者认为原徽州地区的名称和区划应该纠正过来，恢复原状。

    作为安徽人，一般都知道近代意义上的安徽省，建省于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省名取当时安庆和徽州两府的首字合成，因境内有皖山、皖水和古皖国，而简称“皖”。既然，安徽的“徽”字取自徽州，那么徽州的“徽”字呢，又是从何而来？

    2006年5月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和安徽电视台《魅力安徽》摄制组一行，来到绩溪西北方向的徽岭脚下，追寻“徽”字的来历。徽岭也称大徽山，海拔不高但山势险峻。绵延百里的徽岭山脉，将绩溪一分为二，岭南与岭北的风俗差异甚大，比如岭北的“一品锅”，岭南就不时兴。徽岭同时也是绩溪县境之内，长江水系和钱塘江水系的主要分水岭。《徽州府志》上说，宋宣和三年，也就是公元1121年，平了方腊之后，朝廷改歙为徽，取绩溪大徽村为名。宋《太平广记》上也说，徽州是以绩溪境内徽岭、徽溪、大徽村而名。还有，罗愿的《新安志》、民国时期的《歙县志》，都有类似的记载，总之，从大多数文献上看，徽州的“徽”字的确出自绩溪。我们现在站着的这个地方，就是文献记载的大徽村遗址，当年是一个千灶万丁的大村落，经数百年沧桑之变，往日的繁华早被雨打风吹去。

    但是对于这一说法，多年以来，一直有人持有疑义。绩溪在徽州一府六邑之中，不独偏处东北一隅，而且是个“蕞尔小县”，“田畴不抵婺源，商贸不如休歙”，苏轼之弟苏辙在此做县令时，称为“巴掌城”。歙州若要改名，尽可以从歙县大好山水中任取一字，小小大徽村，如何可作大大徽州府的府名？

    但是当我们深入走访，发现“徽”字出自大徽村的记载，确有史实依据。徽岭一带山水奇丽，风光宜人，宋代大诗人王安石，曾在此留下过“晓渡藤溪霜落后，夜过徽岭云明中”的诗句。在古代，大诗人的诗往往以春风一般的速度传播，带来很大的轰动效应。所以王安石之后，徽岭的知名度迅速提高，文人们争相追捧，如同今日粉丝们追星。清代休宁人赵继序，就作过这样两首诗：

    大徽一径傍山通，度岭游行云气中
    自有荆公题句后，居然形胜压江东
    山多峭壁水清流，岭下村庄景最幽
    山海图经供乙览，歙州从此易徽州

    “自有荆公题句后，居然形胜压江东”，由此可知大徽岭的名气。那一时期，因为有两条商道交汇于此：一条从县城出望徽门而上徽岭，一条由西南临溪方向上徽岭而过旌德，夹在商道之间的大徽村，就自然而然成了通衢干道，经济重镇。而况朝廷动议改名，是在境内方腊起义被镇压之后，而“徽”字的古意，有美丽的意思，因此以府治最邻近的绩溪山水为思考线索，取一个吉祥美好的字眼，从情理上也说得过去。
    如今，千灶万丁，喧嚣繁华的大徽村，已被青青桑田所覆盖，空留下麒麟街的地名。麒麟街当地叫作“麒麟干”，是一个很小的自然村。徽水訇然而下，周围有氤氲的水汽。走出村子，偶尔还会看见一段鹅卵石铺成的道路，堙没在田野之间，是麒麟商道的遗迹。

Study on evolu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Huizhou ancient village
  LU Lin, LING Shan-jin, JIAO Hua-fu, YANG Xing-zhu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安徽高等学校省跨世纪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科研项目(02HBL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3BJY084)
【作 者】陆林/凌善金/焦华富/杨兴柱
【作者简介】陆林(1962-)，男，安徽芜湖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人文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教学与科研工作。E-mail:llin@263.net　安徽师范大学地理系，芜湖　241000
  陆林　凌善金　焦华富　杨兴柱　安徽师范大学地理系，芜湖　241000
【内容提要】古时徽州景色秀美、地形闭塞，是历史上因战乱等原因中原人口三次南迁的重要迁徙地。南迁人口不乏世家大族，他们聚族而居、举族迁居在徽州境内形成众多的古村落。中原人口三次南迁至晚清，徽州古村落经历了形成期、稳定发展期、勃兴鼎盛期和衰落期。徽州古村落鼎盛期的经济基础是徽商，在徽商的支持下形成许多至今仍有影响力的古村落，晚清徽商失势徽州古村落趋于衰落。呈坎、棠樾、宏村和西递4处典型古村落的发展验证了徽州古村落的演化过程与演化机理。
【英文摘要】Ancient Huizhou once was an administrative unit, which governed six counties.They were Shexian, Xiuning, Qimen, Yixian, Jixi, and Wuyuan. This kind of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six counties under Huizhou Prefecture had continued till the mid 19th century. Living through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a stable integrated regional culture-Huizhou culture had come into being. Huizhou ancient village, as a main media ofHuizhou culture and one of the ancient village complexes, is most abundant in number and best preserved in China. The most typical ones are the residential houses of Xidi Village and the paleo-ox-shaped Hongcun Village in Yixian County. Xidi and Hongcun are the only ancient village-styl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in China. A vast amount of historical information is well preserved in Huizhou ancient villages, which provide substantial data for studying aspects such as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economy,culture, geography, etc.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settlement and culture geography, the study on evolution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Huizhou ancient villages is of significant academic and practical value.
  Surrounded by continuous stretch of mountains, ancient Huizhou, which abounds in bright mountains and limpid waters, was an important settlement for people migrating from northern China in Chinese history. They established early-period villages. With time passing on, people had gradually migrated from original villages and built new ones withinHuizhou boundary. From Eastern Jin Dynasty to Southern Song Dynasty, namely the early-period villages stage, the people lived a simple and unsophisticated life. From Southern Song Dynasty to Yuan Dynasty and then middle-period of Ming Dynasty, the stable development in Huizhou villages was gained in society, culture and economy. Accordingly,Huizhou villages entered the stable development stage,during which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valuing agriculture and learning are embodied. After that, with Hui-merchants starting up, Huizhou villages entered a flourishing age and city-like villages with beautiful mountains and rivers were well developed. But after middle-period of Qing Dynasty, owing to Hui-merchants losing their power and wars during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Huizhou villages gradually declined. However, in the 1990s and early stage of the 21st century, Huizhou ancient villages are considered as a media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ypical villages,such as Chengkan, Tangyue in Shexian County and Hongoun Village, Xidi in Yixian County and so on, are the well-kept representatives of old villag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primitive flavor deriving from 2000 years of history makes the people simple and unsophisticated, and the beauty landscape unpolluted. Most of them are listed as nationally important culture protected units and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These beautiful architecture and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also arose people's attention and interest.
【关 键 词】徽州古村落/演化过程/演化机理
  Huizhou ancient village/evolution process/mechanism
【正 文】
  中图分类号：K901.9;K928.5　　文章编号：1000-0585(2004)05-0686-09
  我国保存着许多风貌古朴、个性鲜明的古村落（镇），这些古村落（镇）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有着极高的文化、历史、地理、美学、建筑、艺术、旅游等学术价值。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开展了古村落（镇）研究。彭一刚论述了自然社会因素对聚落形态的影响，系统分析了传统村镇聚落景观[1]。朱光亚论述了古村落保护与发展问题[2]。陈志华、阮仪三等分别对楠溪江古村落和江南水乡城镇的特色、价值及保护问题进行了研究[3,4]。刘沛林系统论述了古村落空间意象与文化景观，提出了古村落研究的基本框架。引入“意象”的概念，借助感觉形式研究聚落空间形象的方法，对古村落景观的多维空间立体图像作了初步研究。以湖南省传统村镇为例，探讨了湖南张谷村、德夯村等传统村镇感应空间特点及其现代规划的原则和方法[5～7]。
  徽州曾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隋置歙州，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歙州始领歙、休宁、黟、婺源、祁门和绩溪6县，治歙县。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仍辖6县，明清时期徽州府基本与上述地域相当。徽州一府六邑格局一直维系到19世纪中叶，历经1000多年形成稳固一体化的地域文化——徽州文化。徽州文化以其典型质朴的浓缩形式传承了中国停统文化，而今学者回眸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之际，对徽州文化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叶显恩论述了明清时期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8]，张海鹏、王庭元等系统研究了徽商的形成、发展、经营活动以及徽商与徽州文化的关系[9]。陆林、焦华富论述了徽派建筑的文化属性和社会价值观念[10]。王明居等论述了徽派建筑的艺术价值和美学特征[11]。黄成林研究了徽州聚落和民居的基本特征及形成因素，探讨了徽州文化景观与徽州地理环境、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12]。相对而言，徽州古村落的地理研究较少，而徽州古村落是我国保存最完整、数量最丰富的古村落群之一，其代表黟县西递、宏村是至今为止我国惟一的古村落型世界文化遗产。徽州古村落保存着大量的历史信息，为研究中国历史社会、经济、文化、地理等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本文从聚落地理、文化地理的角度，进行徽州古村落的演化过程和机理分析具有较强的学术和实践价值。
  　　1　徽州古村落的产生
  成因上，村落有定居型与移民型之分。定居型村落主要指因农业出现要求定居而形成的村落，真正意义上的定居型村落很少，村落大多是移民形成的。事物发展是相对的，历史上某一地区某一时期发生大规模移民形成移民型村落，而随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保持相对稳定没有发生大规模移民，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则可能自发地产生新的定居型村落。
  先秦时期徽州处于山越时代，山越先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20世纪50年代末徽州西周墓葬出土的文物中有碗、盂、钵、尊、盘、罐、鼎和陶器、釉陶器、青铜器，说明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已具有较高的水平。出土文物中的两件“钟型五柱乐器”和一只铜鼎上所绘的舞蹈图反映出当时先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精神生活（注：翟屯建.徽州先秦史初探.徽学，第一辑，1986.6～15.），农业的出现说明先秦时期村落在徽州已经存在，这时期的村落应属于原始定居型村落。
  黄山、天目山和白际山脉环绕徽州四周，山脉之间形成休（宁）歙（县）、黟县、祁门等盆地，源于四周山脉的新安江及其支流回环全境，形成闭塞而景色秀美的自然环境，为历史上中原地区因战乱等原因形成的南迁人口提供了重要的迁徙地。据研究，徽州移民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上三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时期，南宋以后，很少有移民迁徽。位于徽州主要盆地休歙盆地的歙县岩镇、古溪、黄墩、潜口，休宁万安、阳湖等是徽州早期的移民型村落。

  迁居徽州的先民，特别是一些世家大族在徽州境内的后续迁移形成众多古村落，许多至今仍有较大影响力。例如，程氏为徽州大族，“邑中各姓以程汪为最古，族亦最繁。”[13]首逾江南者东晋新安太守程元谭有善政，当地百姓拥戴留居歙县黄墩，子孙遂以此为桑梓之地。由此，程氏在境内不断迁居，形成许多程氏村落。据清雍正初年（1723年）统计，歙县、休宁、绩溪等县分布100多个程氏村落[14]。汪姓大族东汉末年迁入徽州，至唐，越国公汪华生九子，长子建，子孙世居歙县唐模、岩镇、府城西，休宁阳湖，黟县宏村等地；次子灿为培川汪氏始祖；三子达，子孙世居绩溪尚田、歙县富溪府等地；七子爽，子孙世居绩溪澄源、歙县慈菰，婺源还珠、大畈、梧村等地。四子、六子、八子后裔大多迁出徽州，五子、九子早年卒无传。汪氏后裔在境内不断迁居形成许多汪氏村落，仅休宁汪氏村落就达46处[15]。
  迁徽大族境内迁居是徽州古村落产生的基本形式，但也有少数因交通等因素发展起来的村镇。歙县渔梁地处城南1km处的新安江上游支流练江畔，因江中建渔梁坝形成良港，成为徽州经新安江通往杭州的重要码头，进而发展成为集商业、交通转运、货物集散为一体的非农业性的村镇。村镇人口由码头工、渔民和商家等组成多姓杂居，少有徽州多数村落常见的渲染宗法观念的牌坊等礼制建筑和世家大族的深宅大院。渔梁因坝而兴，渔梁坝因其历史价值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山市府所在地屯溪原为休宁县所辖，同样因新安江水路交通而发展起来。据考证，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屯溪作为地名已载入典籍，当时只是数户渔民集居的渔村。明中叶发展成“十里樯乌”的村镇，晚清占有“地利”的屯溪逐渐成为徽州主要的客货集散地[16]。历史上的商业街“老街”因历史地位和景观价值成为全国第一个历史文化保护街区。
  　　2　徽州古村落的演化过程
  由上述可知，徽州最初的村落为古越人的聚居之地，属原始定居型村落。历史上中原人不断迁入，反客为主成为徽州古村落的主要建立者。中原大族迁徽以“晋、宋两南渡及唐末避黄巢之乱，此三朝为最盛”[17]，相应地“三朝”建立的村落也最多，东晋、唐末和南宋为徽州古村落的重要建立期。“播迁所至，荆棘初开，人皆古质，俗尚真淳，其卜筑山村，殆有人世桃源境界”，勾画了徽州古村落早期的基本轮廓。
  南宋经元到明中叶300多年是徽州社会经济文化稳定发展时期，也是徽州古村落稳定发展时期，农耕社会、习尚知书是这一时期徽州古村落的基本特征。史书载：“（徽州）成弘以前，……重土著，勤穑事，敦愿让，崇节险”，“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布圃……妇人编织，男子桑蓬，藏获服劳，比邻郭睦”[18]；“四方谓新安为东南邹鲁”[19]；“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20]；“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21]。历史文献的记载昭示了耕读文化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徽州的主流文化，它造就了徽州古村落朴素、亲切的风格，洋溢着纯朴之风和乡土之情，不少徽州古村落因此享有“桃花源里人家”之美誉，黟县县城北4 km处的碧山就是其一。碧山村沿山麓展开，背靠连绵的青山，前临开阔的田野，农夫耕田、妇女纺织、牧童放歌，一派浓郁的田园牧歌情趣。距碧山村约2 km漳河上游有一处南宋摩岩石刻，石刻高10m有余，宽约5m，有楷书166字，是当时村中一些退隐官宦、乡绅和文人登山临水闲游的纪实[22]。徽州多退隐官宦、读书之人，他们怡情山水、构筑私家园林，对村落景观往往产生重要影响。现仍残存于碧山村的安徽省惟一的宋代私家园林“培筠园”就是一例。该园为南宋碧山人汪勃所建，汪勃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进士，封新安郡侯，后辞官回乡建造“培筠园”颐养天年。
  明中叶至清中叶是徽州社会经济文化勃兴鼎盛期，徽州古村落盛极一时，家谱志书多有记载。徽州“每逾一岭、进一溪，其中烟火万家、鸡犬相闻者，皆巨族大家之所居也。一族所聚，动辄数百或数十里”[23]。“今寓内乔木故家相望不乏，然而族大指繁，蕃衍绵亘，所居成聚，所聚成都，未有如新安之盛者。”[24]清康熙年间歙人程且硕《春帆纪程》描述了歙县村落盛况，“徽俗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间社则有屋，宗则有祠。……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廓，殊足观也。”[25]程且硕自祖父起已侨寓扬州，回归故里叹称家乡村落“宛如城廓”，可见当时徽州村落的辉煌。

  清中叶以后，经历了辉煌的徽州古村落逐渐走向衰落，一些昔日辉煌的古村落惨遭太平天国时期战争的破坏更是一蹶不振。如婺源“乾嘉之间，五乡富庶、楼台拔地，栋宇连云。兵燹以来，壮丽之居，一朝颓尽，败垣破瓦，满目萧然。承平五十载，元气卒不可复。”[26]中原人口三次南迁至晚清相隔千百年，徽州古村落经历了形成期、稳定发展期，步入鼎盛，晚清时期走向衰落。图2描绘了徽州古村落千百年间的演化轨迹。
  　　3　徽州古村落的演化机理
  南迁入徽的中原移民不少是中原世家大族，有着强烈的宗法观念和严密的宗法组织，生存的需求和文化的传承。不论是三次大规模的南迁入徽还是无数次徽州境内迁居，有组织的举族迁移是其重要特点，他们聚族而居，保持着严密完整的宗族组织。徽州历史文献对此多有记述，“乡落皆聚族而居，族必有谱、世系数十代”[27]。“深山大谷中人，皆聚族而居，奉先有千年之墓，会祭有万丁之祠，宗ｙòｕ＠①有百世之谱”[28]。中原移民大规模迁入改变了徽州的人口构成，成为徽州居民的主体。外来移民形成最初的村落，之后随着人口不断地繁衍增长，村落发展到一定规模呈饱和状态，将过剩的人口析出，析出人口在徽州境内迁移，择地而居形成新的村落。村落这种演化如同细胞分裂，这种分裂是基于宗族组织的，即族中某一支或若干支独立而出建立新的定居点，新的定居点逐渐发展而成小型村落，再成大型村落，随后再发生裂变，分出若干村落，开始新一轮的循环。经过数朝历代的发展演变，徽州终于形成世家大族散处于郡之四部，星罗棋布，远近相望的村落空间分布格局。

  南迁入徽的世家大族多饱学之士，科举入仕是他们保持发扬家族地位、撰取功名的主要途径。南宋后徽州作为朱熹桑梓之地，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习尚知书、科举入仕更是蔚然成风，推动了徽州古村落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徽商的崛起。中原人口迁入给徽州带来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文化，同时也带来大量的人口。徽州山多地少，移民造成的人口增长给土地带来巨大压力，人地矛盾日益突出。据研究，南宋徽州人均耕地15亩，元代降至4亩，明万历年间徽州人均耕地2.2亩，清康熙年间1.5亩。而在当时农业生产力条件下，绝无农桑利的土地条件迫使徽州人走上了“以贾代耕”的道路。凭借励精图治的精神，明中叶至清中叶徽州人终于创立了雄居全国商界达400余年之久的徽商。受封建社会抑商政策、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等因素影响，徽商“以末取财，用本守之”，将大量商业利润撤回故里，购置土地、兴建祠堂、营造园亭广厦，将商业利润转变为封建土地资本，这方面的事例史不绝书[29]。于是，明清时期徽州迅速发展成为江南富饶之地，有“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30]之称。徽商输金故里使得徽州村落的空间规模、人口规模与自然环境、　自然资源、农业生产力条件完全不相称。一般，农业性村落规模取决于农业劳动力耕作半径的大小，耕作半径越大，村落的规模也越大，反之亦然。据研究，在现代农业生产力条件下可耕地较多、耕作半径较大的平原地区，村落人口规模少有超过一千人的[31]；而山多地少的徽州明清时期已是“千丁乡村，他处无有也”[32]，说明明清时期徽州古村落，特别是大族聚居的村落脱离了对农业的依赖，脱离了传统农业村落发展轨迹，村落发展基本仰仗徽商商业利润。学者胡适，徽州绩溪人，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饿死，早已不成个局面。”[33]
  鼎盛时期的徽州古村落经济支柱是徽商，徽商的衰败引发了徽州古村落的衰落。徽商的衰败是从徽州盐商失势开始的，道光十二年（1832年）清廷废除纲法改行票法，徽商丧失了世袭的行盐专利权。另外，清廷迫于财政困难严追盐商百年来积久的盐课，使得许多徽州盐商因之而破产。徽州盐商向来是徽商的中坚力量，盐商的失势使得整个徽商势力大为消弱。同时，西方列强侵略也给徽商以沉重打击。太平天国时期长江中下游是主要战场，而该地区正是徽商重要行商地区之一。更甚者，徽州向来鲜遭战祸，但此时却成为太平天国起义军与清军激烈争夺的地带，前后持续12年几乎与太平天国在南京建国的时期相始终，战火蔓延徽州所辖各县，昔日辉煌的村落遭受巨大破坏。
  　　4　典型古村落的演化
  徽州古村落演化过程及机理可从歙县呈坎、棠樾，黟县宏村、西递等典型村落的发展得到验证。呈坎位于歙县西北黄山脚下，距县城约20km。唐末罗天真和罗天秩堂兄弟二人自江西洪都（今南昌）来歙定居呈坎，形成两个独立的罗氏宗族，前者被奉为前罗始祖，后者被奉为后罗始祖，前罗、后罗宗族都是到了北宋末第八、第九世时人丁兴旺，为宗族兴旺、村落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据研究，前、后罗宗族发展各具特色，后罗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兴文重教、科举入仕。如后罗八世祖罗汝辑进士官至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新安开国侯、少师，生六子，四人为通判、二人为知州。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徽州知府为罗汝辑等34人建文献坊，表彰后罗宗族读书入仕的成就。与后罗相比前罗入仕者较少，走的是经商致富的道路，崛起于明中叶。后罗宗族诗书起家累官封侯，前罗宗族经商发达，共同将呈坎村推入鼎盛发展期[34]。祠堂的兴建是呈坎鼎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明中叶后，前、后罗氏两族修建祠堂10座，其中前罗氏宗族的贞靖罗东舒先生祠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续建于明万历年间，气势恢宏、构造精细、装饰精美，1996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鼎盛时期呈坎村有前街、后街、钟英街等99条街巷，两侧民宅鳞次栉比、纵横相接、扑朔迷离、宛如迷宫。20世纪90年代全村仍保存有30幢明代民居、200多幢清代民居。
  棠樾位于歙县城西7.5km处，距呈坎约15km，棠樾的产生可追溯到南宋建炎年间（约1130年）。棠樾始祖鲍荣世居府邑西门建别墅于棠樾，四世祖鲍居美自西门携家定居棠樾。从此，棠樾成为鲍氏聚居之地。宋末经元至明初棠樾以农耕为主业，元至正年间鲍氏族人建水利设施大母碣灌溉农田600余亩，保证了农业生产。《宋史》卷456载该村“父慈子孝”事迹，棠樾村由此闻名。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慈孝里”坊称棠樾为慈孝之村。明中期棠樾鲍氏十六世祖鲍象贤，明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誉为嘉靖朝“中兴辅佐”，明史列传。在其影响下明中后期棠樾经历了第一次营建高潮，终明一代棠樾已具有相当规模。清乾嘉年间棠樾出了鲍志道祖孙三代及其兄弟鲍启运等大盐商，他们输金故里大兴土木，再次掀起村落建设高潮，将棠樾村发展推向鼎盛[35]，在明代前街的基础上建成与之相平行的后街，形成村落两条主干道。清代建的大型民宅多集中于后街，其中有鲍志道宅保艾堂和鲍启运宅遵训堂，保艾堂是当时徽州最大的民宅，有108房、36天井，村口在明代已有3座牌坊基础上陆续增建4座牌坊，按“忠”、“孝”、“节”、“义”排列，形成独具特色的棠樾牌坊群村口景观。棠樾牌坊群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徽州标志性文化景观。清末道光年间徽州盐商失势，棠樾失去经济支柱迅速衰落。太平天国时期战火重创遵训堂等精美建筑，棠樾鲍氏外流避乱，从此难现昔日辉煌。
  宏村位于黟县城东北约10km处，汪氏宗族聚居地。南宋前歙县唐模汪氏一支因遭火灾迁往黟县奇墅，南宋绍兴年间奇墅遇盗，汪彦济一支迁往宏村。宏村的发展与兴修水利、改善人居环境联系在一起。元中叶人口增多村落规模扩大，需要开挖水塘、修建水圳，但当时无力兴修浩大水利工程，只得将其记入宗谱传递后世。明初在前人基础上制定了村落水系改造规划，经过几代人努力在村中央开挖形如半月的水塘——月沼，修建水圳数百丈，引溪水入村。月沼建成150多年后已有的水利设施已不能满足村落发展需要，于是汪氏族人于明万历丁未（1607年）在村南又兴建了面积达18000的南湖。月沼——水圳——南湖别具一格的村落水利系统改善了人居环境，促进了村落的发展。清乾嘉年间进入鼎盛发展时期，“我族自南宋迁居宏村，世德相承，人文蔚然，清乾嘉之季，阖族支丁实有三千余人，为最繁衍时代。村居拓展，绕抱南湖，栉比鳞次，密密如织，楼台近水，倒影浮光”[36]，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宏村现有的建筑多建于鼎盛时期，如曾任民国国务总理汪大燮启蒙处的南湖书院，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立堂、承志堂等。承志堂占地2800，建筑面积3000，拥有内房28间天井9处，全宅雕刻精美，耗银数十万两，是目前徽州保存最好、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民居。宏村西北方向约5km的羊栈岭是徽州一处重要关隘，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与清军乡勇在此激战20多次，对宏村造成严重破坏。“洪杨劫后，族人流离转徙，村运大衰，浸至目下，调查阖族支丁全数，视畴昔仅足十成三而已”[36]。
  西递位于黟县城东8km，是明经胡氏宗族聚居地。明经胡氏原籍婺源，北宋元丰年间壬派胡士良一支迁居西递，之后近300年人口增长较慢，以务农为主业，明中叶宗族人丁兴旺人口大增，科举入仕、经商者渐多，其中不乏佼佼者。如胡文光官居四品功绩显著，明万历元年（1573年）朝廷允准建坊旌表。此坊现仍立于西递村口。入清，经商、入仕发迹者更多，如“江南六富之一”的胡贯三及其子杭州知府胡元熙等，他们衣锦还乡，建房屋、修祠堂、筑路桥、开学堂，村落日趋繁荣。到清中叶全村有宅院600多幢、街巷99条、祠堂30余座、牌坊13座、水井90多眼、各种店铺20余家。清道光元年（1821年）胡元熙岳丈歙县雄村人曹振镛，时任军机大臣、太子太傅，作《胡氏族谱序》称“夫胡氏壬派一支，自宋历元明而今，更七百数十年，积三十余世，族姓蕃衍，支丁近五千余人。”可见当时西递之盛况。西递胡氏主要经营典当、南北杂货、丝绸布业等，清末朝廷不断增加典税、茶叶税，西递胡氏商人遭重创，终于无力支撑西递的发展。太平天国时期，西递许多园林、别墅、书馆、祠堂毁于战火。西递现存古民居仅为全盛期的1/3。

  上述分析表明，4处村落始建时期各不相同，但都经历了形成期、稳定发展期、鼎盛期和衰落期，科举入仕、经商是徽州村落走向兴旺的基本途径。做官发迹、经商发达的徽州人衣锦还乡置田园、修宅第、兴水利、建书院，村落因此繁荣，后都因徽商衰落、太平天国时期战火的破坏走向衰落。
  　　5　结论
  历史上偏远封闭却又景色秀美的徽州，为中原地区因战乱等原因形成的南迁人口提供了重要的迁徙地。南迁人口不乏世家大族，在徽州境内，他们聚族而居、举族迁居形成众多的古村落。东晋至南宋，中原移民建立了人皆古质、俗尚真淳的早期村落。南宋经元至明中叶，徽州社会经济文化稳定发展，相应地徽州古村落经历了稳定发展期，农耕社会、习尚知书是其基本特征。随着徽商的崛起，明中叶至清中叶徽州古村落进入勃兴鼎盛期，富接江南、宛如城廓的村落盛极一时。晚清受徽商失势、太平天国时期战争等影响，徽州古村落趋于衰落。之后一度沉寂，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不少有影响的徽州古村落如呈坎、棠樾、西递和宏村等以其保护完整、真实的历史遗存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文化遗产，重新受到世人注目。
  收稿日期：2003-12-06；修订日期：2004-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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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礻加右
  　　＠②原字氵加方
  　　＠③原字氵加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