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３００余年中，徽商可以说是称雄于商界的一支劲旅。徽人何以在“四民社会”中甘当“逐末”之流？这首先与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

一

徽州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的皖南山区，“徽之为郡，在山岭川谷崎岖之中，东有大鄣之固，西有浙颠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轭。即山为城，因溪为隍，百城襟带，三面距江，地势斗绝，山川雄深”，交通甚为不便，弘治《徽州府志》云：“本府万山中，不可舟车”。这样一个几近封闭的天然环境，本是安居乐业的一方净土。自魏晋以来，中原经历了数次战乱，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封闭的徽州便成为一个绝佳的避难所。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和迁移增长，徽州地狭人稠的矛盾日益突显。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引用《止庵集》云：“（明季）余郡处万山中，所出粮不足一月，十九需外给。远自江广数千里，近自苏、松、常、镇数百里而至，纳钞输牙，舟负费重，与所挟资准。以故江南米价，徽独高。”在出产难以自给的情况下，徽州男子便不得不出外谋生。
徽州多山，虽然不宜稻粱，其他物产却相当丰富。“赵吉士曰：吾乡歉于田而丰于山，宜桑不宜稼。”道光《徽州府志》载：“婺、祁山多田少，民多植杉木为林”。徽州人出外经商，首先经营的就是本地一些土特产，“茶叶六县皆产，木则婺源为盛”，木业和茶业于是成为徽商经营的首选。徽州当地的稀缺之物，例如盐、米粮、布匹、桐油等也是徽商主要经营的行业。随着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徽商也开始染指金融领域的高利贷经营。总体上，徽州商业以盐、典、茶、木为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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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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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典业列于徽商经营的盐、典、茶、木四大行业之中，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典业和其他三种行业存在一定差别。商业，产生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之后，是“以买卖方式使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由于没有具体的经营对象，也没有买卖过程，所以，典当业并不属于纯粹意义上的商业范畴，和其他行业的原生性相比，典当业更带有其独特的寄生性。但是，由于经营典当业需要可观的启动资金，因而涉足的都是拥有大量资本的富商大贾，所以，一般也就把典当业的经营者统称为典当商人。资金限制，使得经营典当业较之其他行业具有更加严格的要求，不管从何处起家，必须在拥有了大笔资金之后才能投资典当业，因此，可以说，典当业要在其他行业相对繁荣的基础上才允许进入，换言之，典当业的起步在相当程度上要寄生于其他行业。明清商业的普遍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及徽州商人在经营其他行业上的巨大成功，都为徽州典当业的起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虽说“钻天洞庭，遍地徽”，徽商无远弗至，但是，邻近的东南长江三角洲一带，仍然是最便利也是最具吸引力的经营之所。“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下面就以扬州、南京、苏州和上海等地为例，探讨徽州典当业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分布和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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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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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地处南北走向的大运河和东西向的长江之交汇点上，是为南北往来之重镇。大运河的开凿，给扬州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到了唐代，“扬一益二”已为天下所共知。唐肃宗时定榷盐法，由产盐地设立监院榷售，两淮是全国重要的产盐区，两淮盐业的活动中心在扬州，盐业成为促进扬州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
到了明清，两淮盐业也发展到了极盛时期。随着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特别是盐业的发展，扬州之繁盛更加今非昔比。“江都当江淮之冲要，俗喜商贾，不事农业，四方客旅杂寓其间，人物富庶为诸邑最。”出外谋生的徽商大都怀着“古之为市者，必于通衢大都”的信念，作为江淮沿海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扬州自然诱得大量徽商趋之若骛。
盐业是扬州最具吸引力的产业，即便到了清末，左宗棠仍然认为“江淮财赋以盐课为大宗”，力图复兴淮鹾。业盐可以垄断盐源、左右盐价，从中牟取暴利。精明的商人竞相加入到这一行业中来。明清时期，扬州的外地商帮以西商（来自山西、山西之商人）和徽商为显，明朝政府实行的“开中盐法”，以及此后的“开中折色”及“纲运制度”为徽商进入两淮盐业提供了便利。据研究，“西商先至两淮，徽商后来居上，且多集中在扬州”。近人陈去病认为，徽人出外经商“在扬州为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者也。而徽扬学派，亦因以大通。”从明中叶起，扬州盐商中徽商就超过西商成为了主体，民国《歙县志》说：“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可见，徽商在扬州已经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扬州商业的繁荣，加速了金融的流动，金属货币的流通和支付功能越来越得到强化，民间需要用钱的机会越来越多。此时，坐拥大量资本的徽商正在为他们的财富寻找新的新出路。经营典当业必须有大量启动资金，这一特殊前提对于徽商来讲，并不是什么难事。而且，对于寓居客地的徽商来说，经营典当业可以收取债务人的质押物作为保障，这比起许多其他行业，经营的风险要小得多。于是，很多在商业活动中积累起大量货币财富的徽商，开始改治或者兼营典业，从事高利贷活动，带动了扬州典当业的发展。徽商在扬州的独特地位，帮助他们实现了对扬州典当业的垄断，扬州“质库无土著人，……乃令新安诸贾擅其利，坐得子钱”。以下是摘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盐业》中的几则材料：
１、彼时盐业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致富较易，故多以此起家。 （民国《歙县志》卷１，《舆地志·风土》）
２、（黄）处士讳谊，字宜之，东泉其号（歙县潭渡人）……稍长贾于闽、鲁。……遂转毂于温、于杭及汴、扬都会之区，盐与子钱并举，择人而任，时间出，廉贾能度，息更倍入，厚积而速成，同侪莫之或及。（歙县《潭渡黄氏族谱》卷９《黄东泉处士行状》）
３、（汪）君讳福光，字世耀，西溪其别号也。……少有远志，尝念累积亨成，玩则易败，乃学陶朱公，师研乘心算，贾盐于江淮间，艘至千只，率子弟贸易往来，如履平地。……及与人约剂，然诺不苟，张弛有方，识者谓得致富之道。里人争用其术，率能起家。数十年来，乡人称富者，遂有西门汪氏。（《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６《益府典膳福光公暨配金孺人墓志铭》）
４、汪德昌，字心田，郡城人。……游淮扬，佐办南巡大差，诸商人咸赖之。家小康，不事居积，专以周贫济急为事。……尝以数千金贷贫乏，归偿无力，悉焚其券。（民国《歙县志》卷９《人物志·义行》）
从中可以看出，许多徽商在扬州选择盐业起家，赀至“千金巨万”时，便将商业资本或多或少地转向典当业经营，将其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这一举动既是商业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地商业和金融业的繁荣。从行业的角度来看，扬州的典当业是在商业尤其是盐业极度发展的基础之上，倚靠盐业孳生的一种金融服务性行业。在扬州，盐业与典当业可以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皮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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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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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２２９年，孙权定都建业，此后，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相继在此建都。南京作为六朝古都，获得了较早的开发，隋唐之前已经是公认的江南中心。公元１３６８年明王朝又建都于此，在明初五十三年里，南京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再次巩固。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保留了皇宫和六部衙门，这里仍然是两京之一的陪都，人称“京邑”或“留都”，是江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商品经济极为繁荣。全城有一百多个行业，城内主要街道两侧都建有“官廊”，用于买卖货物。可以说，南京的经济繁荣，带有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因素。
南京地处长江尾闾，明人张翰在《松窗梦语》中这样记述：“沿大江而下，为金陵，乃圣祖开基之地。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明清以来，徽商大量聚集南京，从事典业、木业、茶业、墨业、书籍业、颜料业等商业经营。典当业方面，无有能与徽商相匹敌者。“（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于贫民”。香港学者罗炳绵利用《大清会典》记载的当税收入来估算当时典铺的数量，他认为，康雍乾三朝全国的典铺数字分别是“一五Ｏ七、一四七Ｏ、一九三五”，上引“五百家”之数，至少也要占到全国统计数字的２５．８％，南京一地的典铺数量竟然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强。虽说这些数据都不是精确的统计，但是，足以窥见明清时期南京典当业的繁荣程度。在这其中，徽州典当由于资本充裕，取利较低而占有绝对的优势。大量徽商聚居南京，带有徽州地域风情的风俗习惯也渐渐在南京蔓延开来。清时新安人王友亮所撰之《上新河竹枝词》有云：
茅檐虽小惯藏春，底事蛾眉小耐贫。一掷黄金轻远去，小苏州半数徽人。（前明留京士夫多觅妥于此，谓之小苏州）
上元佳节兴堪乘，酒价还随烛价增。准备缠头休浪与，居人相约待徽灯。（徽人每年四月举行天都会，会上精巧的徽州灯争奇斗艳，官绅百姓无不争往观赏，热闹非凡。）
除了商业大都会所必要的交通便利等因素，南京的繁荣还有其特殊性。它位于七大古都之列，有着普通城市所不可企及的王者之风，这在聚积人气、人才和资本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南京的商业发展可以稳中求进。和扬州盐业独树一帜不同，在南京，商业繁荣呈现齐头并进、遍地开花的态势，徽州商人在此经营行业的涉及面也更广泛。在扬州，盐业随着明清盐政的改变而起伏不定，道光年间清政府“改纲为票”，两淮盐业遭受重创。支柱性产业突然倒塌，扬州经济也就因此一落千丈，一蹶不振直至今天。其他行业如典当业所赖以生存的良好金融环境。

作者 徐玲 来源 程老虫天涯博客 转自 安徽历史网